首页 > 2018年03期
王定国忆秘书工作:愿把涓涓付巨流

    
  

她是一位令世人敬仰的老人。

她出生在四川省一个贫苦农民家中,20岁时参加红四方面军,经历了艰苦的长征,三过雪山草地。

她在战火硝烟中九死一生,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,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。

她是谢觉哉的夫人——王定国。王定国一直是谢老工作和生活上的得力助手。今年2月,她刚过完106岁生日。这里,让我们一起听王定国讲述秘书工作的往事。

我是个“不识字”的秘书

和谢老在兰州结婚的时候,我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。有一件事让我下决心迈进文化的门槛。

那是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,谢老赶写一篇文章,要我到外屋把《民国日报》《西北日报》找给他。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两份报纸,我来来回回拿了四次都不对。

最后,谢老自己找到了报纸。“定国,怎么了?怎么连拿两份报纸都拿不对?!”他看着我说。我低着头,略带委屈,腼腆地说:“我不认识字。认不出哪个是哪个。”从那天起,谢老便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、学文化。

1940年3月,我与周恩来、邓大姐,还有任弼时夫妇、蔡畅等同志同车从兰州出发,巧妙躲过了国民党哨兵的盘查,顺利回到延安,和谢老团聚。安排好孩子,我便进入中央党校36班学习文化知识。10月份结业后,我被分配到边区政府给谢老当秘书,做文件收发和所在支部的工作,同时做单位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。

在实际工作中,我越来越感到文化程度低的不便。1941年初,我进入延安女子大学补习文化课,边工作边学习。1941年3月学习结业,回边区政府负责收发和档案工作,同时做谢老的秘书。我边干边学,逐渐熟悉,工作也就进入了轨道。

到了这年秋天,为了迎接边区第一次普选,我又到延安大学学习了半年,这次主要是学习有关选举制度和政权建设方面的知识。

1942年9月,我调到了参议会搞行政管理工作,那时谢老任参议会副议长。为了保证参议会工作的正常开展,各项行政事务包括衣、食、住、行都要周密安排。我们勤奋细致的工作给参议会的各界人士留下良好印象,一位参议员说:“共产党的同志待人诚恳、热情,没把我们当外人,使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。共产党能治好家,也就能治好国,希望人人都能向你们学习。”

那时边区的条件很艰苦,经费也困难,而需要做的事太多,我们就要用极少的钱办很多的事。所以,好多工作都得亲自动手干,比如修房子、挖防空洞、修路种树、绿化环境等,这样既节省了不必要的开支,又解决了实际问题,真是艰苦奋斗、勤俭创业。

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,边区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我们参议会也成立了生产小组。我们种的白菜有一棵重达16斤,茄子有大碗那么大,养的猪重200多斤,鸡鸭成群。由于成绩突出,我还被选为劳模,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。我们的产品被送到展览会上展览,毛主席题字的锦旗“再接再厉”授予了我们。这光荣中也有谢老的一份辛劳,他虽然因年龄大了不直接参加生产,但烧开水、带小孩是他的任务,他完成得很好。

除农业生产外,我们还生产工副业产品,如边区印刷用的油墨奇缺,我们就到处收集烟灰,加入蓖麻油一起熬制,几经试验终于生产出合格的油墨,保证了印刷厂的需要。

我在参议会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。日本投降了,举国欢腾。那时的事情可多啦,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。要欢送干部前往华北、东北等地区搞接收工作;安排一个接一个前来边区慰问和演出的剧团,参议会礼堂也腾出来让剧团演出或开会;还接待了国内外前来参观的代表团及黄炎培等人。虽然工作累一点,但心中可高兴了。

国民党反动派拉开了内战序幕。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,我被调到延安市任妇联主任,得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边区。我一方面要检查、了解当地妇女工作的情况,另一方面也要发动妇女,动员她们做鞋、织布、参战、多种粮食。我们还组织代耕队,为那些家中没有劳动力的人家代耕,还要组织妇女们站岗放哨,防止敌人破坏。同时,我还要在参议会这边上班,两边工作都干着。1946年4月召开参议会,有十几位参议员驻会,衣、食、住、行都要管,我负责的行政工作也就格外忙碌。

1946年6月,中央成立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,任务是起草各种法律,由谢老任主任委员。

1947年1月,组织上将我调回参议会任支部书记。支部工作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,动员组织力量以保证法委会工作的完成。这时,国民党准备进攻陕北边区,我们单位的文件和档案等,都送到安塞的真武洞隐藏起来。3月7日,中央决定法委会一起往东撤离。撤离时,我们只能把谢老的日记、文件和孩子们带上,其他东西只好丢弃,把真武洞的窑洞口封闭。

1948年5月,我们来到河北平山县,党中央在西柏坡,我们住在李家沟。中央开始筹划成立华北人民政府,决定谢老当司法部部长。我随谢老进入石家庄后,住在石家庄市委办公室,还是做谢老的秘书。我组织机要科,建立文件收发、档案管理等制度,以保证司法工作的展开。

至今不忘谢老对我的言传身教

1949年2月13日,随着北平的解放,司法部搬进北平。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个任务,就是同两位同志一道去接收旧北平第一监狱。当时监狱关有90多个犯人,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,迅速清理案件,把自己的人放出来,对其他人作出相应处理,建立了正常的管理制度。我做接收工作约半个多月,每晚回家仍帮助谢老处理当天的工作。

接着,我们随谢老接收了朝阳大学。这是一所政法学校,谢老担任校长,对即将结业的学生重新进行训练,三个月后分配工作。后来,这些人一直在政法战线工作。我们又从各大区招收选派来的第二批学员,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政法战线的首批骨干力量。

刚进入北平,干部匮乏,谢老没有配备其他秘书,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照料就由我和两个警卫员配合完成。我们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的人和事,任务完成得还不错。
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新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,谢老任内务部部长。我的工作是任内务部党组秘书、谢老秘书、机要科科长。新中国刚成立时,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,又逢自然灾害严重,每天都收到各地灾情报告,我们需要专人日夜负责接收电报,工作量骤然增加。为科学管理、各司其职,我们又进行了详细分工,建立文书收发、档案等科室,我兼任文书科科长。大家认真钻研业务,工作效率很高,很少出现差错、失误,受到政务院的表扬。周恩来总理还让其他部门的干部到内务部参观,学习文书档案等处理经验。

1951年中央组织老根据地访问团,慰问、看望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,调查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,总团长是谢老。到江西时正值夏天,我们穿的是北方厚厚的灰布制服。谢老年龄大了,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汗流不止。工作人员为照顾谢老,为他做了一套绸子的衣服,当衣服做好拿来交给谢老时,谢老很不高兴,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这件事做得不合适,天热大家都热,为什么要对我特殊照顾,享受规定外的东西,这样影响不好。这套衣服的钱要由我自己来出。”这件事虽小,但对我震动很大,之后我一直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,至今不忘谢老对我的言传身教。

极端负责的精神,是应该保持和发扬的

内务部创建初期同志们高度的工作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,我至今难忘。我手头保留着1952年9月内务部制定的工作制度汇编,事无巨细,均有章可循,包括《内务部会议规则》《内务部集体办公注意事项》《内务部集体办公室公文运转检查办法》《内务部工作人员考绩暂行办法》《内务部修建工程暂行办法》《内务部汽车使用暂行办法》,等等。

为了改进工作,提高业务水平,消灭差错,我们曾把内务部自成立以来所有的公文、报告、条例等,包括部长们的批示,全部拿出来重新审议,对其中无论政策性还是文字方面的错误,均不留情面一一指出,用红笔醒目地标出来,而且拿出来展览。不仅内部人员看,还请其他部委的同志来参观,不怕亮丑。这种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,是应该保持和发扬的。

1959年4月,正值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,中央提议法院工作由谢老接任。我随后不久也调到了法院,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,1964年又兼任谢老的秘书。

谢老到法院后,看到多年来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,十分高兴,但也发现了在判案中出现的偏差,对此他尤为重视。谢老经常强调,法院院长要亲自审阅案卷,对死刑更要慎重。谢老身体力行,抓了好多案子。通常由我和另一位秘书作详细汇报,有疑难谢老就反复审阅。我在参与一些案件复查过程中,受到谢老的谆谆教诲,深为感佩!谢老认真发扬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作风,在法院工作中树立了好风气。

整理谢老生前留下的资料,是对他最好的怀念

1965年,政协换届选举,谢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,我也调到了全国政协办公厅。

1971年6月15日,谢老与世长辞。

1978年召开第五次全国政协会议,我被特邀为政协委员,参加文物委员会的工作。从此届政协开始,第六、七届我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,在救济福利组工作。在每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,来自全国的政协委员们会聚一堂,共商大事,为祖国的富强献计献策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我们的党和国家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,实行改革开放,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。我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,更要珍惜时光,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。

有一次我见到了胡耀邦同志,就提出希望好好干一番事业的要求和愿望。胡耀邦同志说:“有一件大工作等着要你来做,就是把谢老生前留下的大批宝贵的日记、文章、资料等整理出来,这些都是党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,要好好进行整理,这件事你要抓紧做好。”我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。

谢老生前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,整理谢老文稿的工作由政协负责来组织。当时在政协秘书长周而复主持下组成《谢觉哉文集》办公室,由曾三同志担任组长,史永同志和我任副组长,组员有长期在谢老身边和原单位的工作人员。谢老的著作、文稿、日记等,可以说浩如烟海,跨越了半个多世纪,内容丰富,涉及党内外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。他又长期主办过党的不同时期的报刊,他喜爱散文、杂文、诗歌等,著作颇丰。特别是他数十年的日记,更是活的历史资料。因此要把谢老的文字、文章收集起来,整理、注释、出版,不能不说是一个工作量相当大的繁重任务。

我全力以赴地投入,以此作为对谢老最好的怀念。此项工作从1978年开始,到1984年基本结束,先后整理、撰写、出版了《谢觉哉传》《谢觉哉书信集》《谢觉哉日记》《谢觉哉评传》《谢觉哉诗集》《谢觉哉文集》《谢觉哉影像集》等。1984年刚好是谢老诞辰100周年,我和孩子们决定,将谢老生前省吃俭用收集起来的线装书两万多册,捐献给中央档案馆,让它们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挥作用。谢老若在天有知,定会欣慰。

…………

以上仅仅是王定国众多故事中的几个。她一生的信念,就是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。她是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,她是一名热情关心下一代事业的工作者。她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,是一名倾注所有爱心于孩子们的“红军奶奶”。

1994年,王定国将她的回忆写进了《后乐先忧斯世事》一书,书中写道:

我清楚地记得,在漆黑的夜晚,在蜿蜒曲折的路上,我们点燃了火把,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,把天地照得通红……

我没有失去记忆,我一直在寻找着这生命的火种……

衷心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!

(本文经王定国家人谢飘、谢亚旭和身边工作人员阳琼仙审定,记者杨宪东整理)